中央政治局7月24日會議強調，要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通過終端需求帶動有效供給，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尤其提到了要提振汽車、電子產品、家居等大宗消費，推動體育休閑、文化旅游等服務消費。這是解決當前經濟結構矛盾、緩解經濟緊縮的重要的政策取向和具體措施。
當前，我國國內經濟循環的根本矛盾，有外部的需求降低因素，也有經濟周期性因素，但是根本還在于結構性因素，在于需求結構與供給結構之間的嚴重不匹配。這種不匹配現象如果不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或者把這個改革與擴大內需戰略有機結合起來，結構矛盾會愈演愈烈，并最終導致巨大的經濟風險甚至危機。
這個結構矛盾主要是指：一方面，我國的供給能力和實際供給主要集中于制造業，企業一般產品的產能巨大、供給能力趨于無限；另一方面，居民的最終需求尤其是處于中等收入階層的廣大城市居民的需求，大都集中在服務業方面。一般制造業供給嚴重過剩，與對現代服務業的投資不足和產出瓶頸現象同時并存，表現為“總需求向服務業集中而總供給向制造業傾斜”的結構性矛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如今制造業的產能嚴重過剩，是因為對服務業長期投入不足所導致的配置扭曲。
眾所周知的是，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是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體制性的老大難問題。在過去，主要原因是在地方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模式下，因追求GDP、財政收入的目標，在軟預算約束下的投資沖動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缺乏由資本市場驅動的結構的自我清潔機制，是結構矛盾不斷累積和加強的重要因素。
在我國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全球化的戰略過程中，產能過剩現象又遇到了許多新問題。主要是我國出口的比較優勢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在經濟上升時期，外國尤其是來自發達國家的強大需求，消化了我國部分過剩的產能，而在經濟處于低谷時期，刺激出來的產能在國內無法消化，這就進一步加劇了產能過剩現象。
2016年之后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三去一降一補”壓制了很大一部分低端產能，但是三年疫情期間來自國外的強大需求，又把中國壓縮過的產能通過巨大的需求訂單給刺激出來了。不過，這種產能當今又遇到了地緣政治的巨大影響，全球產業鏈重組趨勢、產業鏈“去中國化”等種種行為，導致中國巨大產能的國際訂單的轉移或消失。這些是當今中國在內需無法同步擴大的前提下，陷入訂單不足、開工不足、就業不足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般化地擴大內需，能不能真正解決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問題？答案是不能。即使我們假設可以通過增加居民收入來擴大消費，其實也很難真的解決經濟運行中的上述結構矛盾。供給集中于制造業、需求集中在服務業的結構性矛盾，不可能通過收入和需求調整解決，而必須通過供給側的結構調整來解決。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就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供給側結構改革所要求的“矯正要素配置扭曲”目標。
中國大部分中等收入的居民，現在的需求和消費的中心和重點，已經不是一般的制造品、耐用品和大宗商品，而在收入提升之后的服務需求，尤其是優質的教育，醫療，養老、金融理財、體育休閑、文化旅游等服務消費需求方面。
試想一下，在我們目前日常生活中，我們城市中等收入群體還有多少需求意愿是指向增加制造物品的（不排斥廣大低收入群體對此仍然有強大的需求，這是我們擴大內需的重要基礎）？我們日常遇到的托人、求人、無法滿足的事情是哪些？不外乎是孩子上學，老人養老，找個好醫生好醫院看病，怎么理財才能保值增值，去哪兒健身、哪兒旅游……，等等，這才是我們老百姓感到不幸福、最煩惱的事情。
當前服務業供給短缺現象，還有一個沒有引起各方面關注的問題是現代生產性服務業供給不足。現代生產性服務業是為企業服務的、進入企業成本的服務業。它是一種密集地含有人力資本、知識資本、技術資本的、具有高度成長性的產業，許多戰略性新興產業如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等包含在其中，許多可以為經濟運行降低交易成本的部門，也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服務于企業的金融、保險、科研服務、物流、營銷網絡品牌等。因此，它是實體產業的“聰明的腦袋”、“堅強的心臟”、“起飛的翅膀”。
現代生產性服務業供給不足，是制約我國產業升級的主要障礙，也是出現產業技術被“卡脖子”的根本原因。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從供給端發力，通過大力調整供給結構、把發展政策重心和著力點放在“制造型服務”領域來實現。
因此，解決供給集中于制造業、需求集中在服務業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在需求側要持續地增加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另一方面要在供給側給居民提供更多更好、價廉質優的服務產品，滿足居民對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同時，要把部分發展資源和政策中心轉向生產性服務業，大力發展制造型服務等新業態。這樣，既可以達到調整制造業結構并減輕制造業產能過剩的危害的目的，又能夠提升產業發展的智能化、知識化和技術化水平，適應新時代的要求解決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讓民眾真正享受到經濟增長后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在實踐中，當我們試圖去解決供給集中于制造業、需求集中在服務業的結構性矛盾時，我們會發現，當前我國制造業的需求主要在國外，而服務業的供給短期之內很難擴大的困難。過去由出口導向戰略刺激出來的制造業產能，當然必須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主要通過擴大內需、結構調整和國內經濟循環來解決，但是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下，塑造以內需推動外需的新型經濟全球化格局也是重要選擇。
要對標CPTPP、DEPA等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要求，大力推進制度性開放，應創造條件與歐美發達國家在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上進行必要的合作交流。一方面要為吸引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提供更為安全、安心、安穩的大舞臺，另一方面也要大力鼓勵我國企業走出去，在國際市場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
另一方面，服務業的供給之所以在短期之內很難擴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過去的對內開放不足，有些還是行政壟斷導致。對一些行業的不合理限制，導致民營企業對現代生產性服務業進入不足，同時又使服務企業對某些傳統服務業進入過度。
這種進入不足與進入過度同時并存，表現為傳統服務企業的低利潤甚至大量虧損倒閉，與一些壟斷性的現代服務企業獲取暴利的現象同時并存。進入過度的是那些與城市和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就業有關的低技能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城市高房價、高工資等費用的壓迫下，進入過度的傳統服務企業很難生存；而進入不足的是那些技術資本密集的現代服務業，或者是那些普遍與政府管制和行政壟斷密切聯系的行業。解決這一結構性矛盾的唯一辦法，是要打破壟斷、平等民營企業的進入條件，同時要加強對傳統服務業的人員培訓，幫助傳統服務業企業控制外部成本的不合理上升。
（文章來源：長江產經智庫 作者：劉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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