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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剛剛當選新一屆日本政府首相的岸田文雄在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里提出了要實現“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他指出，日本社會過去一直采用的新自由主義產生了深刻的分裂，他呼吁通過“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和“開辟新冠疫情后的新社會”等手段來實現“新資本主義”。這一新的政策表明，日本新政府的開始對實施了近10年的安倍經濟學作出調整和修正。

從目前來看，這種調整并非意味著安倍經濟學沒有發揮作用。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創之下，日本通過推動安倍經濟學的經濟政策，推動日本經濟重新走上了增長的軌道，也推動日本資本市場的逐漸恢復，可以說是卓有成效的。但“安倍三支箭”在貨幣寬松和財政刺激的政策組合之后，有關經濟結構改革的“第三支箭”一直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并沒有有效的政策框架，也導致日本經濟結構問題和財富分配不平衡的問題遲遲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也一定程度上使得經濟增長和通脹目標遲遲無法達到。

如岸田所言，在實施了近9年的安倍經濟學政策之后，為了確保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有必要對目前流行的新自由主義進行修正。他表示：“我的新日式資本主義，就是要‘增長’和‘分配’兩手抓。”“尤其是疫情時代，金融管制寬松，富人財富增長迅速，但管長不管分，讓人民無法感受到增長。”“所以我提出了‘新日式資本主義’的目標，制定了人民幸福增長戰略，再分配人民收入戰略。”

對于新資本主義政策的內涵，岸田文雄認為，成長戰略和分配戰略是實現目標的兩大要素。成長戰略是指借著綠色能源普及以及建構保障經濟安全等契機實現全面經濟增長，而分配戰略則是財富再分配、減少貧富差距，例如增加看護及保姆等前線照顧者的收入，令低下階產的收入增加才能刺激消費增長。對此岸田文雄表示，“沒有分配便沒有下一輪的成長”。

其經濟政策框架包括發展和分配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4支柱：

1. 擴大對科技研發的投入，設立10萬億科學基金。

2. 更大規模的稅收政策，對投資未來的企業，給予稅收支持。

3. 推動清潔能源政策，包括重啟核電站在內的一系列未來能源增長政策。

4. 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包括成立數字化推進委員會，全國5G推廣，遠程辦公自動駕駛全國推廣。

二是經濟分配4支柱：

1. 加大對企業的監管，加強公司非財務信息的披露，鼓勵企業采取“三好”(員工好，股東好，商業伙伴好)策略，推動企業利潤和勞動分配的平衡。

2. 擴大中產收入，切實加強對育兒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費用的補貼。

3. 先大幅增加護士、看護，老師等的收入，同時成立“收入評估委員會”，對需要提高收入的其他行業進行公開公正的評估。

4. 政府與企業的真正平等溝通關系，政府與企業關系，不是主仆，而是要互訴難處，共同解決問題。

岸田的新資本主義政策內容可以說有著歷史的淵源。有日本媒體談到，岸田的新資本主義概念可能源于澀澤榮一的道德和經濟統一的理念，要求不只是一味追求企業和資本的利益，還需要重視公共利益和社會道德。這使得資本主義的內涵更加豐富。在1960年代，受之影響的時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提出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使日本經濟步入高速增長的軌道。與之同一派系的岸田文雄提出“令和版收入倍增計劃”，也是效仿之前日本經濟騰飛時的經驗。由此而言，新資本主義的概念，更像是在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反思下，回歸到“新凱恩斯主義”的一個嘗試。

實際上，這樣的主張也是順應了目前世界對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弊端進行反思的潮流。如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所提到的，在經過幾十年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下，近幾十年來，全球范圍內的不平等現象變得更加嚴重。而2008年之后，各國所采取的量化寬松等政策帶來的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的長期發展趨勢，使得財富分配更加失衡，社會階層的分化和國家間經濟的分化都變得更加嚴重。

如美國拜登政府開始嘗試推動“福利主義”政策，緩和社會分化和矛盾類似，岸田的“新資本主義”政策，其同樣開始強調在發展的前提下重視分配的平衡，從而帶來新的需求并推動經濟的恢復和增長。在中國方面，同樣提出了“共同富裕”的長期發展目標，可以說與這類“新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有殊途同歸的意味。因為這不僅意味著政府財政開支的持續擴大，也意味著政府在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當然，新資本主義政策，其并非完全推翻“安倍經濟學”，而是面對新的經濟形勢所作出的應對和調整。某種意義上說，新資本主義政策更像是“安倍三支箭”中遲遲沒有射出的“第三支箭”，其政策基礎仍建立在安倍經濟學的貨幣、財政雙擴張的基礎之上。包括日本在內，全球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勞動力、資本、科技、政府等經濟要素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日本政府的“新資本主義”政策，未來能否推動日本經濟從疫情中恢復并重新回到長期可持續增長的軌道上，仍有巨大的挑戰，其政策效果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日本政府的新資本主義政策框架更關注增長和分配的平衡。這是建立在日本近年來奉行的安倍經濟學政策之上的調整和修正，也是對全球不平等加劇的反思，可以說是全球向“新凱恩斯主義”回歸的一個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