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王牌智庫”特別策劃《縣域“變型記”》專欄,以部分縣域經濟強縣為樣本展開深入研究,以反映改革開放40周年以來,我國縣域經濟轉型發展之路,希望在新的發展坐標系下,啟發各縣域如何轉型發展的新思路,敬請關注。本期推出“即墨篇”,帶大家領略即墨海洋經濟的“三生三世”之美。
世人對即墨有誤解,給即墨人貼上了“疲且頑”的標簽,這是對即墨人的“污名化”。我接觸到的即墨人,天真誠實,雖愛玩但積極進取,雖時有慵懶但不甘人后。
看到即墨的發展成就,我更確信了:在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6年《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報告》中,即墨市綜合競爭力位列全國第7位,是江北唯一進入全國前10強的城市,享有“江北第一城”的美譽。
2017年,即墨區(2017年10月,即墨市正式撤縣劃區)實現生產總值1310.6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04.3億元,其中稅收收入62.2億元;即墨有121萬人,GDP過千億,無論是人口還是經濟總量,都僅次于黃島區,位居青島城區第二;此外,即墨還擁有全國最美休閑鄉村玫瑰小鎮和國家傳統村落保護名錄以及國家歷史文化名村鳳凰村、雄崖所村等“國字號”休閑鄉村旅游勝地。
即墨位于“膠水之東、嶗山滄海之間”,海洋經濟自古發達。即墨海洋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即墨都對其角色精準定位。第一階段,即墨作為觀察者“圍觀”了管仲鹽鐵專營三步走實踐之路,種下了海洋經濟的種子;第二階段,即墨作為參與者,積極投身于“做強高質量發展的藍色引擎”;第三階段,即墨作為思考者,超前思考即墨該如何經略海洋。這三個階段就是即墨海洋經濟的“三生三世”。
Part.1 即墨海洋經濟的前世——管仲“鹽鐵專營”實踐的觀察者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強于諸侯。
——摘自司馬遷《史記·管宴列傳》
“鹽鐵專營”三步走戰略的觀察者
管仲生于公元前723年,卒于公元前645年,那時的即墨還屬于東萊國管轄,要到百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567年,齊國滅掉東萊后,即墨才正式屬于齊國管轄。從這個角度上看,即墨并沒有直接受惠于管仲的“鹽鐵專營”之利,但即墨作為一個觀察者,確實受惠了,那就是觀察到了管仲“鹽鐵專營”的三步走戰略,即墨由此種下了海洋經濟的種子。
第一步,士農工商并重,為商人“正名”。周武王滅商之后,認為商朝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民眾以工商為本,以農業為末,奇淫技巧造成民心浮躁,國本動搖。因此,周朝建國后推行重農抑商政策,以后的歷朝歷代大都沿襲該政策。史料在這方面多有記載。《逸周·程典》云:“士大夫不雜于工商。”《禮記·王制》曰:工商“出鄉不與士齒”。管仲則迥異不同,并不以“士農”為本,“工商”為末,相反,管仲將“工商”與“士農”并列,認為“四民”都是“國之石民”,“齊國百姓,公之本也”。管仲為商人正名的目的在于,發揮商人在“流通”方面的優勢,增加政府稅收,這在“海鹽專賣”上體現的最為明顯。
第二步,海鹽專賣。海鹽專賣體現的是放活微觀,管制宏觀的經濟發展理念。放活微觀的目的在于刺激商品經濟的發育,培育新的稅源。管制宏觀就是政府通過財政、稅收和價格等手段管理經濟。具體來說,齊國地處海濱,煮鹽業一向發達。管仲給齊桓公算了一筆賬,翻譯成白話就是,“萬乘之國的人口大約是1000萬,如果按照成人征收人頭稅,有100萬的納稅人,按每人每月30錢的征收標準,稅收總和為3000萬錢。如果鹽專賣,每升的鹽酌量提價出售,那就相當于每月可得到6000萬錢,是人頭稅的2倍。”管仲找到了海鹽這個新的稅源,并且海水是取之不盡的,這也就意味著齊國單就靠煮沸海水取鹽就能帶來巨額的稅收收入。同時,管仲規定了海鹽專賣政策,即允許民間資本進場生產,但最后必須由國家統一收購。齊國通過海鹽專賣,“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積累了巨額的財富,為“以商止戰”外交戰略的順利實施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第三步,確立“以商止戰”外交戰略。歷代思想家、政治家關于“止戰”,即防止戰爭的主張很多,歸納起來,墨家、道家的“以農止戰”,法家的“以戰止戰”,儒家的“以仁義止戰”等。管仲與其不同,提出的是“以商止戰”的外交戰略,對內“順民心”“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對外擴大貿易,以三萬裝備精良的軍隊威懾諸侯。“以商止戰”的外交策略是成功的,齊國最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必須承認的是,即墨作為一個觀察者,雖然種下了海洋經濟的種子,但如果沒有適宜的土壤、陽光、水源等,種子也不會扎根發芽更別提茁壯成長了。即墨是幸運的,歷經兩千多年時間的艱難孕育,在21世紀,海洋經濟種子開始生根發芽了。
Part.2 即墨海洋經濟的現世——“做強高質量發展的藍色引擎”的參與者
“做強高質量發展的藍色引擎”的參與者
我們先來看一組數據:2017年,即墨全區完成海洋經濟增加值322.3億元,增長20.5%,海洋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為24.5%。從數據我們不難得出結論:海洋經濟已經成為推動即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即墨海洋經濟數據如此優異,主要得益于以下三個方面:
國家領導人重視,即墨政府大力支持。首先,國家領導人對即墨發展海洋經濟極為重視。上合峰會結束后,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山東首站,便來到青島藍谷和青島海洋科學與技術試點國家實驗室,勉勵大家“海洋經濟發展前途無量,建設海洋強國,必須進一步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創新步伐”。其次,即墨政府支持的力度大,體現在:(1)做好三個統籌規劃,即統籌以藍谷為核心的東部灣城規劃建設,統籌東部灣城周邊區域規劃建設,統籌全域陸海區域規劃建設,優化海洋經濟發展空間布局;(2)匯聚人才,組建高水平的海洋科技領軍團隊;(3)優化三大環境,即政策環境、體制環境、生態環境等,營造優越的海洋經濟發展環境等。
觀念的領先往往比資源的豐裕更重要。從臨海區位來說,中國臨海的城市數量不在少數,為什么即墨卻能夠“獨樹一幟”,不僅玩出了海洋經濟的巨大體量,也培育了海洋經濟的潛在增量?關鍵就在于觀念的轉變,從最初的“煮沸水以籍天下”轉變為“做強高質量發展的藍色引擎”,新型的海洋經濟觀由此確立。
頂層設計先行。即墨政府的頂層設計是從全局的的角度,對海洋經濟發展的各方面、各層次、各要素統籌規劃,以集中有效資源,高效快捷地實現即墨海洋經濟的發展。即墨海洋經濟的頂層設計包括三個部分:一是明確即墨的城市定位——做強高質量發展的藍色引擎,著力發展海洋經濟;二是通過城市定位研究策劃,指導城市規劃,編制完成了符合本地發展的《青島藍谷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三是成立青島藍海股權交易中心即墨分中心,在培育當地企業家資本市場意識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
Part.3 即墨海洋經濟的未來——經略海洋的思考者
經略海洋的思考者
總的來看,即墨海洋經濟要想實現持續“高質量”的發展,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就必須做好以下工作:
多主體治理,嚴控海洋經濟風險。即墨海洋經濟風險主要來自三個層面:一是客觀層面的風險,如海嘯、臺風等氣象災害等;二是主觀層面的風險,如頂層設計不合理、主政者“朝秦暮楚”等;三是社會層面的風險,主要是民眾是否從海洋經濟中直接或者間接地受益,如工資、住房、教育、醫療等,即民眾的獲得感是否強烈。至于如何避免、減弱、改造或疏導海洋經濟風險,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可供借鑒。按照烏爾里希·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要嚴控即墨海洋經濟風險,關鍵在于建立起“雙向合作風險治理模式”,核心就在于充分發揮政府、企業、社區以及NGO等組織的優勢。因此,多主體治理是今后即墨嚴控海洋經濟風險,發展海洋經濟必須補上的重要一課。
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是發展海洋經濟的“雙核動力”。國家科技領導小組副組長劉鶴在《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一書中認為,我國戰略機遇期的內涵有了重大變化。在我看來,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對經濟的促升級、促轉型作用日益凸顯就是對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重大變化的最佳表述。尤瓦爾·赫拉利在《今日簡史》一書中寫道:“目前領導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革命的是工程師、企業家和科學家,但這些人很少體會到他們的各種決定會造成怎樣的政治影響,也顯然并不代表任何民意。”這段話的啟示意義在于,即墨海洋經濟安上“雙核動力”的關鍵在于協調好工程師、企業家、科學家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工程師、企業家和科學家要大膽進行“創造性破壞”,“大破”阻礙海洋經濟的藩籬,“大立”新的海洋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政府要精準監管者、服務者的角色定位,切實代表人民的利益,確保工程師、企業家和科學家所進行“創造性破壞”成果能夠真正惠及于民。
構建完整的產學研體系。先看兩組統計數據:(1)青島聚集了全國30%以上的海洋教學、科研機構,擁有全國50%的涉海科研人員、70%涉海高級專家和院士,承擔著全國50%以上的國家級海洋科研項目。(2)青島藍谷已累計引進青島海洋科學與技術試點國家實驗室、國家深海基地、國家海洋設備質檢中心等22個“國字號”重大科研平臺,山東大學、天津大學、四川大學、中央美術學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西北工業大學等22所高等院校在此設立校區、研究院或創新園。
從這些統計數據來看,藍谷學研優勢突出,似乎具備了搶占海洋科技制高點的潛力,其實不然,因為“產”這個環節是不健全缺乏的,企業家將海洋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的速率極低。造成產學研脫離的原因,一是學研將自己封閉在“象牙塔”內,享受著國家提供的巨額科研經費,無“斷炊”之虞慮;二是企業家將全部資本用在“資本運作”或“資本投機”上,通過高杠桿,攫取巨額資本,忽視了海洋經濟潛在經濟價值;三是政府缺乏搭建產學研服務平臺的舉措,服務意識有待提高。因此,即墨必須構建完整的產學研體系,充分發揮高校、研究機構、企業、政府各自優勢,高校研究機構做好“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和基礎技術研發,企業找準“企業家”的角色定位,重視海洋經濟,提高海洋科研成果的產品轉化率,同時政府主動作為,完善社會基礎設施,搭建服務平臺,提升服務市場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