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2022年國務院召開的東南沿海5省市經濟工作會議上，要求東南沿海5省繼續承擔大任，繼續對中國經濟發揮更大的作用。近期，央視播放系列節目——實干篤行、大省勇擔當，宣傳大省在我國經濟和創新的中流砥柱作用。東南地區的廣東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蘇省、上海市等5省市的經濟體量占全國1/3以上，財政收入占比近4成，在地方對中央財政凈上繳中貢獻近8成，5省市吸納了全國70%跨省農民工就業。東南5省市位于東南沿海地區，5省陸地面積合計51.50萬平方公里，占中國陸地面積的5.36%；2021年5省人口3.4405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24.36%；5省GDP為40.6275萬億元，占全國GDP的35.85%。東南何以行？東南是現在行，還是一直都行？本報告將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來解碼東南，力求發現東南發展和東南堪當大任的密碼。
二、何謂東南？
與東南緊密聯系的一個概念是江南，無論東南還是江南對于中國人來說都不陌生。先來看江南，唐朝的白居易的詩《憶江南》：“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白居易最億何地呢？他在《江南憶》說：“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游？”看來白居易最懷念的地方是杭州。這是因為822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市長），對杭州的感情溢于言表，雖然825年白居易也曾短暫為蘇州市市長。基本可以推斷唐朝時的江南是杭州、蘇州一帶。再來看看東南，漢代樂府民歌《孔雀東南飛》云：“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因為這個故事發生在現在的安徽懷寧一帶，懷寧是安慶市轄縣，那么東南飛大致是飛往現在的湖州、杭州、蘇州一帶。而宋朝柳永詞《望海潮·東南形勝》：“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這里又是指杭州。我們發現在唐宋的詩詞中東南和江南包括的地區常常是重復的，但基本上是現在的太湖流域一帶。
詩詞之外呢？江南的地域范圍從古到今漸次縮小，從最初的長江流域大部到近代的太湖周圍的江浙地區。唐朝將全國分為十道：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江南道范圍最廣，包括長江以南南嶺以北，包括現在的四川、貴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南部、浙江、上海等地區。嶺南道包括現在的廣東、廣西大部、云南東南部、福建部分地區。清順治二年(1645年)，將明朝的南直隸改為江南省，轄區包括今江蘇、上海、安徽三省市。順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設左、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駐江寧，領有今安徽及蘇北地區共九府四州，右布政使駐蘇州，領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五府，這為江南分省邁開了第一步。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蘇、安徽分省最終確立，江蘇因事務繁劇，又增設薄司一員，“將江、淮、揚、徐、海、通六府州分隸江寧港司管轄，蘇、松、常、鎮、太五府州分隸蘇州藩司管轄”。盡管江南省至遲已于乾隆二十五年完全分立，但直至晚清，人們習慣上仍常用江南省來代稱江蘇省。李伯重先生認為江南包括蘇、松、太、常、杭、嘉、湖、寧、鎮八府一州，也就是太湖流域的江浙地區（包括上海），這是近代公認的江南概念。
我們再來看東南的地理概念，先秦時候“東南”是指淮河以南的近海之地，大約包括今天的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廣東、臺灣等省的全部或大部，甚至還包有廣西、湖南、湖北的一部分。唐朝時候指淮南、江南、嶺南等地區，明朝時候指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清朝時指江蘇、江西、兩湖、兩廣、浙閩。現代則指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上海4省1市，再加上臺灣省，共5省1市，如果再加上香港和澳門，則東南地區就是5省1市2個特別行政區，一般不再包括江西、湖南、湖北、廣西等省區。
本文分析的東南主要是東南4省1市（簡稱5省市），即江蘇、浙江、上海、福建和廣東，也就是長三角和大灣區再加上它們交界處的福建省。限于數據原因，我們沒有分析東南地區的港澳臺，毫無疑問它們是東南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東南五省市的當代地位
東南五省市是指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和上海，為了更進一步闡述東南五省市在全國的經濟地位，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論述。
1.經濟發展
從東南五省占全國的GDP比重來看，1978年5省占全國GDP的比重為24.41%，其中上海、江蘇、廣東、浙江、福建分別為7.42%、6.78%、5.05%、3.36%和1.80%；2021年，5省占全國GDP的35.85%，其中廣東、江蘇、浙江、福建和上海分別占10.67%、10.15%、6.42%、4.39%和3.69%。5省市在1978年至2021年GDP比重提高了11.44%，除上海占全國的比重下降外，其他4個省份的比重均有所上升。
2.財政收入和上繳中央財政收入
2013年東南5省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2.2968萬億元，占全國的17.78%，2021年增加到4.3538萬億元，占全國的21.49%。
2021年，僅有廣東、上海、北京、江蘇、浙江、山東、天津和福建五省三市對中央的財政稅收凈貢獻為正，其他地區的財政均需要依賴中央的轉移支付。
3.FDI占全國的比重
FDI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東南沿海正是吸引外資的主力部隊，東南五省所吸引的外資超過全國總量的一半，在對外經濟交流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廣東、江蘇、浙江、上海四地吸引外資量均占全國的12%左右，福建省比較低也占到5%左右。
4.上市公司數量占全國的比重
從上市公司數量上來看，東南5省上市公司數量占全國比重超過一半，其中，2013年廣東省占14.7%，浙江省占9.92%，江蘇省占9.44%，上海市占8.12%，福建省較少占3.54%；到2022年，上述省份的比例分別為：16.42%、12.94%、12.94%、8.31%和3.35%，由于上市公司是中國企業中規模較大、效率較高的，是中國企業的縮影，這表明東南5省市的大企業、強企業數量相對較多。
5.經濟樞紐地位
我們上面從數字方面來闡明東南五省市在全國的經濟地位，除了這些顯現的數據外，更重要的是東南五省作為全國的經濟核心，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起到樞紐作用。無論是外循環，還是內循環，還是雙循環，東南五省市都處于中心和節點位置。對內，東南五省市吸引中西部大量的年輕勞動力人口，同時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將部分產業向中西部進行轉移。對外，東南五省市利用發達國家的資本與先進技術進行生產，最終打開國際市場將產品銷往全球。因此東南五省處于中國經濟的樞紐地位，內循環離不開東南五省，外循環也離不開東南五省。
四、東南五省的歷史的路徑依賴
為了進一步挖掘東南五省市在中國歷史上的經濟地位，下文分江南地區、嶺南地區和福建省分別展開敘述。
2000多年前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其《史記·貨殖列傳》中寫到：“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楚越等南方地區地廣人稀，人們并不喜歡辛苦勞作，“呰窳”一詞有懶散之意，可見秦漢時期江南并不是中國的經濟重心。
東漢末年經濟重心開始轉移。東漢末年的戰亂、西晉時期的永嘉之亂導致北方人口大規模南遷，隋唐時期江南已經成為富庶之地；公元755年至762年唐玄宗時的安史之亂又使人口進一步南遷，南方人口與經濟又獲得相應的發展，南方人口數量超過北方；1126年金兵攻入北宋首都開封，靖康之亂使得南方特別是江南地區在經濟地位上徹底超越北方。明清兩代南方經濟占全國的比重在80%左右，尤其以江南的蘇州、常州、松江（上海）三府為最，三府占全國總量的1/3左右。這時候，江南已然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江南者，多指蘇南（含現在的上海）、浙北地區，即明清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南京）、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其原屬于蘇州的倉州也，所謂八府一州（李伯重，1991）。
一個亙古不變的規律是，經濟越發達的地方，在教育上的投入就越多，培養出的人才就越多，經濟發展與教育是相互促進，互為因果的。我們從明清進士的數量也可以看出南北的差異，明清進士北方占34.07%，南方占65.93%。最多的省份為浙江、江蘇二省，領先于其他各省，浙江的明代進士有3697名，清朝進士2808名，合計為6505名，占全國的13.6%；江蘇的明代進士為2997名，清代進士為2949名，合計為5926名，合計12.4%，蘇州地區更是進士和狀元頻出。
1842年中英簽訂《中英南京條約》，廣州一口通商變成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五口通商。隨著一口通商壟斷時代的結束，廣州十三行開始沒落；而上海自1853年起取代廣州成為全國最大貿易港口。1934年上海港進口船只噸位達到19,935,047噸，次于紐約、倫敦、神戶和鹿特丹，位于世界第五位，上海與香港成為我國遠洋航線的中心樞紐（王列輝，2009）。同時，太平天國在東南一帶的活動導致大量人口東遷，造成了人口、資金和技術等在短時間內由江浙的蘇州、杭州、寧波等地大量匯聚在上海，于是乎，上海是貿易、人才、資本三項加持下，逐漸成為全國乃至東亞的經濟金融中心。
近代中國產業發展的特點是沿海集聚，特別是高度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洋務運動的工廠主要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在李鴻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上海輪船招商局等一批近代軍用民用工廠在長三角一帶問世。而此后的工業發展也呈現出同樣的特點，以1933-1938年的工廠分布為例，長三角占全國總數的近60%，而其中上海集聚更是一枝獨秀占到全國的30%左右，上海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東南成為中國經濟的發動機。很多研究者注意到東北地區在建國后做出的巨大貢獻，共和國長子的稱謂名符其實，但不能否定也不能低估了東南地區的貢獻，特別是教育和科技方面，因此我們說東南地區與東北地區是雙胞胎，都是長子。
雖然在秦漢之際，嶺南地區就得到開發，南越國也曾經繁榮一時，但直到宋朝，嶺南和福建并不是中國經濟最為發達區域。宋朝蘇軾曾經寫下“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膾炙人口的詩句，為嶺南和荔枝做了1000多年的營銷。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惠州是蘇軾被貶謫之地，可見當時的嶺南并不是士大夫們的遠方，在那里他們也過不得詩意的人生。
明清時期，朝廷為了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關閉了除廣州以外的所有海關，而廣州也應一口通商而興起。一口通商就是中國對外貿易只有一個港口，全國貨物必須運到這個港口才能貿易，外國的商品也必須運到這個港口才能通過海關銷往內地。廣州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一口通商，第一次是1523-1566年，共43年；第二次是在康熙年間；第三次是1757-1842年，共85年。實行一口對外通商的結果是全國各地都把貨物運到廣州，品種多達80余種。其中茶、絲、瓷器、棉布、藥材等為主要出口貨物。1785年至1795年，廣州港來船平均每年達到57.5艘。1796年至1820年，平均每年76.2艘；1821年至1838年，平均每年增至110艘。廣州逐漸繁榮起來。廣東的發展使得嶺南地區成為僅次于江南的經濟發達區域，東南5省市的發展格局由此形成。
五、東南密碼
東南地區自南宋以來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擔當起中國發展的大任。不僅如此，東南一旦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中國的經濟重心就再也沒有改變過。一旦選擇，就難以改變。至少從南宋以后，其他地區就再也未能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因此南北經濟差距不是什么新問題，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那么我們不禁要問，東南發展的密碼是什么？或者說東南的基因是什么？至少有以下幾大因素。
（一）優越的地理環境
1.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
從世界范圍來看，距離海洋或大河100公里以內的土地僅占陸地面積的17.4%，但它們之上居住了50%以上的世界人口，發展出了全球近70%的GDP；在距離海洋或大河100公里以內的人均GDP是其他地區的2倍。中國的南方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省份的發展正是符合了該規律。東南五省有漫長的海岸線，擁有豐富的漁業資源；有長江、珠江等大江大河穿過，能夠提供充足的水源；流水沉積形成的三角洲平原地形帶來肥沃的土壤；處于東部季風區，溫暖濕潤的氣候條件更適合人類居住。而東北、西北、中部等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往往氣候寒冷干旱、地質地形高聳復雜、缺乏充沛干凈的水源。這些相對惡劣的自然地理環境制約著這些地區人口的發展和經濟的增長。
2.巨大優勢的經濟地理條件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四章指出：“由于水運開拓出了比單一陸運更為廣泛的市場，因此各行各業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最先出現于沿海沿河一帶。這種改良往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在內陸地區普及推廣開來。假如世界上只有陸運這一種運輸方式，那么那些偏遠地區之間肯定沒辦法進行商業往來……遠離河海的內地生產出來的產品，長久以后都只能在附近區域銷售，而無法遠銷各地。”南方地區特別是東南地區的經濟地理條件優越性在近代大大增強。
東南五省都有大河貫穿，意味著擁有優質的內陸水上航道，能更便利地連接國內市場。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中國的京杭大運河，唐朝詩人皮日休《汴河懷古》高度贊揚修建大運河比肩大禹治水的歷史功績：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大運河不僅僅是治理洪水，更重要的是將中國經濟重心與政治中心連接起來，對中國經濟、政治乃至軍事發展起到了基礎性作用。
臨海意味著擁有更多優質的天然海港，更臨近世界市場。工業革命以來，特別是二戰以來，隨著造船技術的發展，海運成本的極大降低，海運成為工業布局的最重要因素，成為國際貿易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東南地區正擁有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通過大海和低廉的海運直接融入世界市場，并發揮了國內國際市場的連接樞紐作用。
（二）對外貿易和對外開放
南宋偏安一隅，境內山多林深，大量南來人口又集聚在相對狹小的版圖內，但宋朝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于趙宋之世”。原因何在？對外貿易是其中重要的秘訣。由于西北未能統一，陸上絲綢之路被阻斷，對外貿易幾乎全仰仗東南的海外貿易。宋朝的海上貿易十分發達，已經掙脫了朝貢貿易的窠臼，海上貿易的主要產品是陶瓷和茶葉，這與陸上的絲綢貿易不同。這時候大批的阿拉伯商人到宋朝經商，他們主要聚居在福建的刺桐（泉州）。泉州由此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和東方第一大港，人口超過百萬，元朝時期，刺桐（泉州）成為全國最大的貿易港。從刺桐（泉州）出發的商船，可以通往東南亞、阿拉伯半島和印度、波斯灣沿岸和非洲東北部。元朝刺桐（泉州）港對外貿易的國家地區數量從宋代的幾十個增加到一百多個。后元末變亂及明清的諸次戰亂使得刺桐港從巔峰逐漸走向衰落。宋朝的銅錢也成為日本、高麗、東南亞、乃至非洲部分國家的通用貨幣。明清多數時間雖實施海禁政策，明朝與海外國家的貿易，也以勘合貿易形式存在。即使勘合貿易是朝貢貿易的一種，也主要發生在東南沿海地區。清朝時期不論是一口通商還是五口通商皆發生于東南沿海地區。
1978年開始，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1980年3月，深圳、廈門、珠海、汕頭被開辟為經濟特區，成為1978年后中國第一批開放的城市。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成為第五個經濟特區。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決定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并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14個城市中9個為南方城市。1990年上海成立浦東新區，拉開了上海重新繁榮的序幕。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空間歷程看，也是從東南沿海開始，再逐步向北方和中西部擴展。
（三）市場化
1.宋朝以來內生的市場化
從宋朝開始，由官府管制交易的坊市制度徹底瓦解，在空間上店鋪出現在大街小巷里，在時間上店鋪的營業時間亦不受限制。為了適應大宗商品及跨區貿易的需要，以便錢、現錢公據、交子與會子等為代表的商業信用體系開始逐漸建立。同時，政府為了滿足民間交易對貨幣流通的需求，每一年都要鑄造大量的貨幣。而在民間，市場化程度的加深帶來農民向手工業者和商人的身份轉變，大量人口也開始向城市集聚。南宋柳永的詞《望海潮·東南形勝》里說：“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市場上陳列著各類珠寶美玉供人交易，不僅如此人們的購買力較高，家家綾羅綢緞，有的是錢。
2.1840年以來外生的市場化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通過開辟通商口岸來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中國被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當中。列強在中國市場大量傾銷廉價的工業品，同時采購絲綢、茶葉等農副產品。這強烈地沖擊了中國長期以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客觀上也促進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一大批民族企業由此興起，民族資本主義開始在中國逐漸成長起來。張謇在南通建立的大生紗廠和榮式兄弟在無錫建立的保興面粉廠就是典型代表。
3.1978年以來的市場化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東南五省率先開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從中國各省份的市場化指數排名可以看出，經過40多年的發展，東南五省的市場化程度最高，五省市均位于全國前列。在排名前五的省市中，東南五省常年占據至少四席。由此說明，五省在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處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中介組織的發育和法治環境等方面均表現出較高的水平。
（四）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
在南北經濟發展過程中，南方地區特別是東南地區具有的企業家與企業家精神成為難以復制的內在驅動力量。
1.東南五省尤其廣東、福建、浙江山高林密
東南5省市中上海與江蘇省地形以平原地區為主，江蘇省地形以平原為主，平原面積占比86.89%，利用這種優勢江南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而其他三個省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的地形特征并不具備江蘇特征，三省均以山區為主，發展經濟的條件并不優越。浙江“七山一水兩分田”全省陸域面積中山地占74.6%；福建省境內山地、丘陵面積約占全省總面積的90%；廣東省山地丘陵等占將近73%，而平原僅占21.7%。
2022年，在所有省份中，糧食自給率最低的省份是浙江省，只有24%；排名倒數第二的省份是廣東省，只有25.4%；排名倒數第三的省份是福建省，只有30.5%。糧食自給率低的自然原因為三省山地丘陵較多，不適合進行大面積的糧食種植；經濟原因為目前三省主要發展第二、三產業，而經濟發展又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導致對糧食的需求增加，只能從外省購買糧食或者進口糧食。
《周易·系辭》中寫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農業發展的受限導致了三省人民物質生活的貧窮。迫于生存的壓力，三省人民必須向外開辟出新的發展道路。
2. 從永嘉學派到王陽明為商人平反
司馬遷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強調：“《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則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但是，“重農抑商”、“重本輕末”的思想一直以來為各朝統治者所奉行。
南宋時期，永嘉（今浙江溫州）地區工商業十分發達，大量的富商、富工主張尊重商人、尊重商業自由和減輕稅賦。而當時主流的“程朱理學”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片面主張“重義輕利”，對工商業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思想束縛。在這種背景下，永嘉學派應運而生，永嘉學派提出“事功”思想，主張“經世致用，義利并舉”，“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明代的王陽明主張“致良知”和“經世致用”，強調“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
在這樣義利并舉、工商皆本的自由、開放的思想環境中，東南地區的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得到了社會的容忍，并在一定程度上進行繼承和發揚。他們具有勇于拼搏、敢于冒險、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創業精神，既能當老板又能睡地板的吃苦精神，父母在仍遠游、闖蕩的愛拼才會贏的開拓精神和對市場具有極度敏感性的商業文化傳統。
3. 1978年后再次涌起的企業家
在改革開放初期，當有的省份還抱著“鐵飯碗”不放時，東南地區人民就已經走上了走街串巷、倒買倒賣的漂流生活。浙商從“雞毛換糖”開始，“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打開了通往世界各地市場的大門。閩商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打造了一個“有海水流過的地方就有閩商身影”的商業帝國。粵商深諳“看見紅燈繞著走，見到綠燈趕快走，沒有燈摸著走”的道理，把改革開放有限的優惠政策運用到極致。
六、結論與啟示
南宋以來，東南作為中國經濟重心的地位一直沒有變動過。東南五省市作為經濟重心的原因有歷史的路徑依賴，有氣候和海洋等自然環境的給與，也有經濟地理條件的改變，更是由于自南宋以來的國際貿易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累積、由于內生的市場化和不斷融入世界的市場化，由于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和對商業文明的尊重。歷史在前進，時代在變遷，東南五省市的基因不改，源遠流長。
東南強，則中國強，東南盛，則中國盛。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東南有更大的作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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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小魯、胡李鵬、樊綱. 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
文章來源：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內刊《長三角與長江經濟帶觀察》2023年第3期。作者：蹤家峰
圖片來源：上海市人民政府門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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