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農村勞動力轉移“抽離效應”對鄉村振興的負效應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非農部門轉移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大量農業“優質勞動力”長期持續轉移導致的“抽離效應”正在破壞鄉村振興的基礎。全面推動鄉村振興，必須綜合謀劃、多向施策，努力破解農村勞動力轉移“抽離效應”。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抽離效應”的現實特征
1.農村勞動力轉移引發農民生產生活“雙失序”
一是大量年輕人已經不在農村生活和從事農業生產，實際留在農村的人群總體年齡偏大、知識水平偏低、性別結構失衡。數據顯示，實際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平均年齡超過45歲，60歲以上占30%，初中學歷以下或身體患疾的比例近40%，女性比例逾60%。二是相當比例的農民已經把農業當成副業或者兼職，自有農田外包、轉包或者半工半耕等情形較為普遍。課題組在安徽阜陽調查顯示，85%的農戶閑時打工、農忙勞作，實際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僅為3.2小時/天，超過35%的農戶存在將土地轉包、流轉或拋荒的情況。三是農民在農村實際生活的時間大幅縮短，很多是只在節日、假期或農忙回來，平常大多生活在城市，同時在城鎮購房和保留農村住宅的比例較高。以河南信陽某農村為例，全村共956人，超過700人常年在外地打工，基本上只在過年過節、婚喪嫁娶等時間返鄉，實際生活在農村的時間僅為約90天/年，超過60%的家庭已經在城里（縣城或其他城市）購房，但仍保留農村住宅。
2.農村勞動力轉移引發農業農村農民“三逃離”
一是農村轉移勞動力“脫離農業”，不愿意從事農業的觀念一代比一代普遍。20世紀80年代至今，已有超過三代農村務工人員和進城轉移人口，愿意從事農業的人數越來越少。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農業就業人員數為1.77億，已經連續20年減少，40歲以下青年人愿意從事農業比例僅約26.2%。愿意從事農業的高層次人才更少，大專以上學歷的農民占比低于8%。二是農業轉移勞動力“逃離農村”，不愿意回農村居住生活。據調查，超過60%的外出務工農民想要在城市定居，選擇返回農村居住的比例僅為21.7%，農村人口通過外出務工、升學就業和代際隨遷單向流出現象普遍。三是農村轉移勞動力“遠離農民”，不愿意當農民，甚至是輕視農民身份，看不起農民。調查顯示，高達69.7%的社會大眾、農村轉移勞動力輕視農民身份，超過70%的農村務工人員認為自身貢獻不被尊重，近90%的父母對孩子教育是“跳出農門”。
3.農村勞動力轉移引發城鄉要素循環“雙錯位”
一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明顯的周期性，務農和務工雙重身份轉換影響土地流轉和使用效率，土地可流轉時間短，不確定性高。據測算，約51.2%的農村外出務工家庭選擇過土地流轉，但平均時間僅為1.6年，承包方更換頻繁。二是相當比例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在城鎮購房同時也擁有農村宅基地，雙重占用住宅土地的現象普遍。調查顯示，約73.2%的農村流動人口既擁有農村住宅，同時又在城鎮購置住房，平均每戶占用宅基土地面積超過150平方米。三是農村轉移勞動力脫離農業遷往城鎮過程中，其家庭或子女在城市購房和生活支出導致農村資本財富反向流動，形成了城市對農村的剝削。在山東、安徽等地農村，男青年結婚在城市購房是普遍現象，平均支出要達到30萬元/戶，相當于10-12年家庭純收入，超過50%的農村家庭還會不定期給城市的子女生活補貼，平均金額每年也有2-5萬元。
二、勞動力轉移“抽離效應”的負面影響
1.農民生產生活失序制約鄉村產業振興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
在農村實際生活和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越來越少，鄉村產業發展越沒有勞動力支撐，交通、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越沒有規模經濟，鄉村產業振興和民生改善無法形成良性循環。一方面，勞動力規模減少和素質下降抽離了鄉村產業轉型升級所需的關鍵要素，產業凋敝使得就業容納能力下降，進一步引發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另一方面，農村生活居民數量減少和時間縮短破壞了公共服務設施布局的空間基礎，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設施分散低質等影響民生質量和生活體驗，會讓農民更加不愿意在農村生活，鄉村地區的民生改善進一步喪失了可行性。
2.農業農村農民逃離導致鄉村人才斷檔和農耕斷續的連鎖沖擊
越來越多的農民不愿意從事農業生產、不想當農民、看不上農民身份，對新一代農村人才積累、農業生產力儲備和農業文明賡續形成了連鎖負面沖擊。一方面，輕農觀念加上脫農行為形成了不利于農業農村人才培養，很多年輕人都不會種地了，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會隨著現有農民年老退出而產生斷檔，農業生產持續和代際更替面臨困境；另一方面，輕視農民、遠離農民的觀念持續，會進一步加劇工業化和城市化文明對農耕文化的蠶食，農耕文明賡續面臨巨大沖擊，破壞鄉村振興的文明承載基礎。
3.城鄉要素循環錯位誘發土地利用低效和資本剝削的雙重增負
農民務農和務工雙重身份轉換導致土地流轉不暢、住宅土地雙重占用和鄉村資本反向流動等現象，形成了對土地利用和資本流轉的雙重增負。一方面，土地流轉不穩定影響規模化耕種和土地利用率。在江蘇的一些農村，農民外出打工不能耕種土地也不一定會轉包出去，為了方便自己隨時回來種，寧愿讓土地暫時荒廢；同時也存在為了拆遷把城市子女戶口回遷到農村占地的“逆城鎮化”、住宅土地雙重占用等問題，加劇了土地浪費；另一方面，農村各種生產物資都來自工業和城市，工業成本上漲會通過化肥、農藥、燃料等轉嫁給農業，城市高房價對農民財富產生剝奪，形成對農業農村資本的雙重虹吸，農民負擔增加。
三、 破解“抽離效應”促進鄉村振興的對策建議
1.聚焦產業振興和民生改善，加快農民回歸安居樂業
一是以縣級行政區為單元，分類甄別和評估產業承載能力和民生覆蓋情況，明確薄弱短板；二是試點實施以縣城為中心的“圈層環聚”計劃，重點聚焦吸引中青年農村勞動力，優化產業布局和改善公共服務，構建“縣城-鄉鎮-中心村”三級多層的網絡化勞動力容納體系；三是在有條件的省市建設“吸引轉移勞動力助力鄉村振興”示范縣，探索縣域發展支柱產業和改善民生加快農村生產生活主體回歸的經驗，特別是圍繞吸引留住新一代農村勞動力，關注生活便利、子女教育、個人發展晉升等需求，構建“親青年人”的農村環境。
2.聚焦人才培養和報酬提升，增強“三農”地位價值認同
一是加大力度支持農業相關領域人才培養，推廣實施“免費農業生”計劃，在重點省市開展農業相關領域專業人才定向培養、定制培養，同時在就業環節試點一線農技人才納入事業編制；二是實施“農民勞動補貼”工程，在以農田為量化的農業補貼基礎上，試點推廣關聯農民人數和勞動時長的補貼計劃，提高農村轉移勞動力投身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和報酬水平；三是加大基層政府對農業從業人員的職業規劃和發展扶持，在有條件的行業和領域開展農民職業化試點，依托市場化農業組織推行農民月薪制、年薪制、職級晉升和資格認定；四是加大輿論宣傳和觀念引導，弘揚職業平等、以農為榮的正確價值觀，擴大“農民豐收節”的影響力，開展全國性的慶祝活動和表揚表彰，建議國務院設立“敬業農民獎”，在農業領域和農村區域定期開展評選工作。
3.聚焦土地流轉和資本循環，構筑鄉村要素儲備防護區
一是試點實施村級土地托管計劃，探索建立農村流轉土地儲備制度。借鑒金融儲蓄模式，鼓勵流轉土地存儲至村集體，由村組織負責統一管理和對外經營承包，上級政府提供財政金融支持和招包引資服務；二是構筑非生產資本下鄉防火墻，重點關注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壟斷資本等對農業農村領域的滲透。積極防范農村購買商品住房引發的現金流風險，堅決貫徹“房住不炒”政策，謹防“土地財政”對農民財富虹吸。持續完善農業補貼機制，探索依據生產要素投入為基準的補貼模式，精準減輕農民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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