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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黃花成為鄉親們的‘致富花’”“小木耳辦成了大產業”……產業扶貧，是習近平總書記地方考察的重要內容。近年來，不少貧困地區把發展扶貧產業作為重點工作，一些特色產業蓬勃發展，這既是對黨中央戰略部署的貫徹落實，也體現了人民群眾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如何讓產業扶貧更有生命力？本報就此專訪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飛舟。

產業扶貧讓貧困戶能站起身、邁開步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產業是實現脫貧的根本之策。”為什么產業扶貧如此重要？

周飛舟：黨中央提出解決“怎么扶”問題，要因地制宜實施好“五個一批”工程，就是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其中發展生產是重點。易地搬遷、兜底保障，都是直接的方式，靠的是政府，而產業扶貧，錢是貧困戶自己靠勞動來掙的。“扶貧”這個詞非常形象：一個人，站不起來，就扶他站起來；走不好路，就扶他走好。“扶”是幫助的意思，不是別人代替他走，他還是要站起來、自己走。很多貧困的家庭沒有能力自己站起來，但不等于扶他站起來之后自己不能走，有時候站起來走不了是因為前面沒有路。所以脫貧攻堅特別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要鋪好路，扶助貧困戶站起來，讓貧困戶自己走下去。這條路就是發展鄉村產業。

但產業扶貧絕不僅限于經濟層面的意義，它還能讓一個人從精神上有真正做人的獨立感和價值感。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人有勞動能力，卻沒事可干、整天靠救濟過日子，他的精神狀態會是什么樣子？扶貧扶志，扶的是志向，產業扶貧也是扶志的一種重要方式。能夠靠勞動養活自己和家人，這對于一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和精神氣質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農村產業的特殊性體現為多樣、分散、靈活

記者：過去幾年，您每年都會去貧困地區進行脫貧攻堅相關工作的田野調查，根據您的觀察，發展產業扶貧應注意什么？如何避免短期化、簡單化的情況出現？

周飛舟：鄉村產業包括的范圍很廣，一般的說法叫“種養加服”，就是種植業、養殖業、農產品加工業、服務業。服務業里有商業、旅游業、建筑業等，這些都是廣義的鄉村產業。

產業扶貧是扶貧工作中的一個難點。對于貧困地區來說，想把特色產業發展好，資本、技術、市場，一個都不能少。最近兩年的調查研究中，我發現很多農村貧困地區即使有了資本、技術和市場，還是會遇到一些特別的問題。農村產業和城市產業相比，有其特殊性。我用三個詞來概括：多樣、分散、靈活。

農村由于更加親近自然，所以它的復雜性表現為多樣性，表現為各種東西的非標準化。比如種植業，種小麥、玉米還是草莓，做法是不一樣的。鄉村產業其實扎根在很復雜的系統上，這個系統和當地的自然氣候、地形地貌、農民的傳統、當地優勢產業等因素密不可分。產業扶貧的關鍵點在于要分析貧困地區資源稟賦、產業現狀、市場空間、環境容量等問題，在此基礎上因地制宜選好產業、確定發展模式，從而將生態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此外，由于農村產業受天氣等自然因素的影響較大，很多小規模的發展模式反而會很有生機。因此整個扶貧產業生產和銷售經營的過程要非常靈活，需要不斷進行動態調整。這些都是農業生產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我們必須對其有深入的了解與認識，才能避免產業發展過程中出現“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等短期化、簡單化情況。

記者：發展扶貧產業往往需要較長時間，而脫貧時間緊、任務重，“長與短”的矛盾如何解決？

周飛舟：產業扶貧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堅持規劃先行，注重規劃的科學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不僅要功在當下，更要利在長遠，不能有半點急于求成的思想，否則，產業就搞不起來，即使勉強落了地，也是曇花一現。并不因為是扶貧項目，市場就會格外施恩、垂青，違背市場規律，盲目擴張，產品市場需求飽和、滯銷、價格下跌，都易導致扶貧項目陷入虧損的泥淖之中。

今年是決戰決勝之年，尤其要避免為了完成脫貧任務而著急上馬產業。農業生產投入高、周期長、風險大。大部分長效產業在受益前都會有一段困難時期，比如我們說“桃三杏四”，種杏樹要4年之后才能有收入。所以發展扶貧產業應當注重“長短結合”，既要發展長線的產業，又要注意短期的兜底保障，在產業還沒有發展起來的困難期給予貧困戶過渡性政策扶持。

產業組織形式要因地、因時、因產業制宜

記者：整體而言，因為觀念、技術、市場、資金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分散的貧困戶一般在整個產業鏈中處于弱勢地位。根據您的調研觀察，有哪些比較好的產業組織形式，能夠讓貧困戶更好地嵌入產業鏈中？

周飛舟：產業組織形式是非常多元的，各地都在探索，最重要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產業類型制宜。

2018年我去了河北省阜平縣龍泉關鎮顧家臺村，當時那里在發展香菇產業，這個產業是整個阜平縣的產業工程。在全縣普及香菇種植，做到質量有保證，數量供應穩定，需要有一套組織化的體系。這個組織化的體系被概括為“六統一分”，所謂“分”就是分戶經營，農民把大棚包下來自己種香菇，此外香菇生產所需的條件都是政府和龍頭企業組織統一來做，香菇的技術、品牌、銷售都是統一管理。全縣劃分了四五十個香菇種植園，每個園區有管理員、技術員、冷庫，提供統一服務。一個園區大概有40到50個大棚，分包給貧困戶。他們有一個詞叫“蜂巢化勞動”，一個大棚像一個蜂巢一樣，這些蜂巢所組成的整體由政府和企業來管理，但是每個蜂巢內的勞動是由農民來做。

如果一個大棚里有兩萬個菌棒，這兩萬個菌棒出香菇的時候會一起往外冒出來，摘的時候要花很長時間，摘得晚就老了，摘得早又沒有成熟。所以這種產業的突出問題是它對勞動力的需求有一個復雜的峰值，在注水、疏蕾以及摘菇的三段時間最忙。香菇的質量和價格差別很大，就與采摘時間有關系，及時采摘就需要及時雇人。集中雇人這項工作主要由農戶來做，因為政府和龍頭企業臨時是雇不到人的。那么農戶們是怎么做到的？他們可以說是“各顯神通”——村里的、鄰村的，誰家沒有種香菇，或者誰家種的香菇這幾天沒有出菇的，打電話就可以叫來幫忙。所以，扶貧產業中有很多問題是靠農村的社會關系來解決的。

農村產業的經營模式非常復雜，越往上的部分越是由政府或企業來主導。下面是農戶分散經營，政府給一些補貼、補助和獎勵，中間的部分有一定的合作程度和組織程度。在我看來，這種“統分結合”的產業組織形式很適合中國國情。“統分結合”之所以能夠成功，關鍵是，“統”要解決農民自己解決不了的資本、技術和市場的問題；“分”是由農民來解決勞動力的問題，在當前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的情況下，這正是我們農村產業發展所普遍面對的問題。

記者：您曾提出，農村的人才和產業發展互為因果。如何通過產業扶貧提升貧困戶的自我發展能力？

周飛舟：做好產業扶貧必須要解決農村地區人才不足的問題。人才是打好產業扶貧戰的關鍵所在。我在調研中發現，在很多地方，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最近幾年大量勞動力從農村涌向城市，農村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這里短缺包括勞動力不夠、勞動力勞動能力有限、積極性不高等，已成為制約農村產業發展甚至下一步鄉村振興的瓶頸問題。

要想做好扶貧產業，需為貧困戶找準產業扶貧“帶頭人”，讓有情懷、有能力的產業人才帶著貧困戶共同發展。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在加強當地基礎設施建設和提升公共服務的同時，積極落實各項優惠政策，通過吸引外出人才返鄉創業、鼓勵本土人才創新等措施，讓各類人才在產業扶貧的戰場上大顯身手，用人才資源的輻射帶動作用推動產業扶貧項目向規范化、長效化發展。

此外，產業扶貧關鍵是要帶著貧困戶干，提高貧困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效激發他們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以我觀察來看，一個很有效的辦法就是抓典型樹榜樣，通過貧困戶本村本鄉的親朋好友和鄰居的成功案例，帶動貧困戶的自我發展能力。

產業扶貧要堅決防止形式主義

記者：脫貧攻堅工作要切實防止形式主義。您認為產業扶貧中形式主義有哪些表現形式？如何杜絕這些問題？

周飛舟：產業扶貧工作中，形式主義突出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有的地方在引進扶貧產業前不做調研，罔顧實際，盲目跟風，導致所發展的產業“水土不服”，難以落地生根；有的地方滿足將預期收益當作扶貧成效，果苗種下去、牲口剛養上，就開始宣傳扶貧收益，最終結果不盡如人意；有的把扶貧產業當作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績工程，熱衷于“堆盆景”“造聲勢”，至于效果如何全然不顧；有的為了讓扶貧產業有看點，熱心于在公路兩側發展諸如花卉、苗木、食用菌等產業，但對土壤條件是否合適、貧困群眾是否愿意不聞不問……尤其是當前決戰決勝之際，扶貧工作時間緊、任務重，一些干部出現了急躁的心態，扶貧走形式和“數字扶貧”的現象也隨之出現，這些問題嚴重影響脫貧攻堅工作順利推進。

解決這些問題，既要從黨員干部的思想根源上下功夫，激發他們為脫貧攻堅拼搏奮斗的內在動力，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明辨扶貧產業的目的是扶貧，是要讓貧困群眾滿意，而不是做給上級領導看；也要從制度機制上下功夫，厘清權責關系，主管部門要履責到位，防止層層“甩包袱”，把“誰主管誰負責”落到實處，要讓職能部門結合實際做好工作，避免“認認真真搞形式，轟轟烈烈走過場”；還要從監督檢查上下功夫，在檢查基層扶貧工作中重實績而不重痕跡。.

中國成功走出了一條有自己特色的扶貧道路

記者：脫貧攻堅的下一步就是鄉村振興，能否請您談談產業扶貧與鄉村振興如何有效銜接？

周飛舟：鄉村產業是鄉村振興的基礎，產業發展不好就談不上鄉村振興。很多人持一個比較簡單的進化論觀點，覺得村莊將來都會變空、變沒。因為城鎮化后，大家都會到城市里。這是過于簡單化的想法，中國不能沒有農村，我們吃的、穿的原材料等很多東西都是農業生產的。城市再發達也要有農村，只不過農村是什么樣的農村，這是一個核心問題。這樣的農村和以前的農村有什么差別？在我看來農村發展一定是產業帶動的，或者叫“產業帶體系”的帶動。這些種植業、養殖業、副業、加工業、旅游業和服務業其實會形成一些產業的體系，比如剛才講的香菇，就會形成在村莊中分布的產業帶。

鄉村產業發展起來需要有人，產業和人的關系是我們談鄉村振興時首先需要處理的問題。有了產業才能留住人，有了人產業才能發展好。留住人有兩個條件：一是提高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二是把產業發展好。公共服務好，產業發展，人氣旺盛，自然就鄉村振興了。

記者：鄉村產業振興，需要人才和勞動力。人才和勞動力從哪里來？地方政府在這方面能做什么？

周飛舟：目前為止我們的優勢，大部分都是政府做的工作，政府在基礎設施如路、水、電、網方面，公共服務如農村基本的醫療、義務教育和農民住房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展。路修好了，有大量農民外出務工，提高了人口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同時路、水、電、網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提升了，就會有返鄉人才愿意回來，愿意在農村發展產業，農村產業也就能發展起來了。這種相互促進的收獲只有在中國才能見到，這就體現了我們的制度優勢。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不應當是哪兒能賺錢就往哪兒投。我們說“全面小康一個都不能少”，脫貧攻堅工作要求不遺漏一個貧困村、一個貧困戶，看似是一個把公平放在效率前的做法，其實也極大促進了效率。

總之在這幾十年脫貧攻堅的探索中，我們開創了很多特別新的、以前沒有的脫貧的做法和模式。包括我們所說的駐村幫扶制度，幫扶干部給村里帶來新的想法、觀念，也帶來錢和技術，讓各種要素流動起來，把政府和鄉村社會聯系起來，這也是一種中國獨創的扶貧工作模式。所以說中國成功走出了一條有自己特色的扶貧開發道路是一點都不過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