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唐山研討會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就地方編制“十四五”規劃要注意的問題發表演講。楊偉民認為地方編制“十四五”規劃要瞄準定位、找準思路，要實實在在，讓人看得懂。
楊偉民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院長
前不久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央“十四五”規劃《建議》，全國上下正在學習貫徹。接下來國務院還要組織編制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各地區還將根據黨中央的建議和國家規劃制定本地區的“十四五”規劃《建議》和編制本地區的《綱要》。有關部門還會編制重點領域的一些專項規劃，最后形成比較完整的“十四五”規劃體系。
“十四五”規劃非常重要，是我們國家規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規劃。為什么這么說呢？至少有兩點，第一，在新發展階段，即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軍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未來30年我們需要通過六個五年規劃來實現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目標；第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新發展格局是“十四五”規劃《建議》的“綱”，構建新發展格局也不是一個五年規劃就完全做到的。
地方的“十四五”規劃也非常重要，因為中央“十四五”規劃《建議》中提出的目標、任務需要各地區、各部門在各自的規劃中落實。下面我從一般性和方法論的角度，就地方如何編制一個好的規劃講點意見。
第一，瞄準規劃定位。現在的規劃不是過去的指令性計劃，規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我覺得現在的規劃有四大功能：一是全社會共同的行動綱領，二是引導資源配置的工具，三是政府履行職責的依據，四是約束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的“第二準則”。規劃如果要起到這樣的作用、有這樣的功能，規劃內容首先要得到全社會的認可，形成最大公約數，如果社會看完以后覺得不行，就難以起到這樣的作用。
必須要讓市場主體看到當地政府到底支持什么、限制什么；要讓本級政府和下一級政府找到履行職責的依據；要讓市場主體和下級政府看到，什么事情能夠干、什么空間可以干。
比如說，確定增長目標要得到社會認同、符合市場預期，確定重點發展的產業要得到市場主體的認可，僅是政府認可是沒有意義的，至少是不夠的。再比如，確定常住人口規模，需要建設多少套住房，建設多少張養老機構的床位等，這就是本級政府和下一級政府確定用地規模和結構的一個基本依據；限制和禁止開發的一些空間范圍，耕地、基本農田、二氧化碳的排放強度等都是約束本級政府和下級政府以及市場主體不能干什么的紅線等。規劃要把上面的這些事情說清楚。
我們經常講，在經濟發展中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其實在規劃編制中也要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規劃實施，一方面要靠政府動用公共資源來實現，另一方面或者說更主要的，是靠市場主體按照規劃的方向配置其掌握的資源。
所以編制規劃的政府工作人員，既要站在政府的立場編制規劃，也要站在市場主體的立場編制規劃，想清楚市場主體要什么，想清楚規劃到底是給誰看的，想清楚市場主體愿不愿意看、能不能看得懂，看了以后會不會有激情，會不會來創業和就業。如果市場主體不愿意看、看不懂，看了以后沒有感覺，這個規劃就是失敗的。
第二，找準發展思路。規劃編制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理清下一個五年發展思路。怎么去找準發展思路？最重要的就是找準現在存在什么問題，抓住主要矛盾。今年我看了一些地方的規劃，對于成就的總結非常充分，篇幅占比較多，但講問題時，就有些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只講幾句一直存在，可能不是五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解決的問題，問題講的缺乏針對性。
比如，有的地方住房短缺，房價上漲壓力大，有的地方原有產業體系已經被沖擊得七零八落，但是都不點出這些問題。有的認為，講成績有利于引導預期，其實市場很清楚一個地方的實際情況，如果掩耳盜鈴，市場會進一步喪失對這個地區的信心。
國家的規劃從來都不回避問題，比如說，“九五”計劃認識到當時市場經濟還沒有完全建立，增長方式過于粗放，所以提出了“兩個根本性轉變”的發展思路。“十五”計劃意識到結構性問題突出，特別是區域結構和城鄉結構矛盾非常突出，所以提出以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為主線，提出西部大開發和城鎮化兩大戰略。“十三五”規劃認識到現在的結構性問題背后是體制性因素，是要素配置的扭曲，所以提出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十四五”規劃《建議》認識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帶來了很多新的風險和挑戰，同時國內經濟循環中存在很多堵點，包括國內生產、分配、消費之間循環的堵點，城鄉、區域等空間之間的堵點，所以提出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發展思路。
第三，符合地方實際。地方的規劃要符合中央關于“十四五”規劃《建議》的精神，但是符合精神，不等于在文字上照搬照抄。地方規劃要比國家的規劃更細更具體，更貼近本地實際。比如對一個地方而言，國際環境就是跨層級的環境，國家應對國際環境變化的應對策略對本地區來講就是一個外部環境，所以地方規劃不一定用大量篇幅闡述國際環境變化。
國家確定的增長目標，是各地區有高有低的平均值，不是各地區確定增長指標的最低值。過去，各省區市往往在國家確定的目標值基礎上增加一到兩個百分點，就變成了本地區的增長目標，市級、縣級行政區在省里的目標基礎上再加碼。
過去這樣做，可能比較容易實現，但現在不一樣了，現在已經不是高速增長階段，國家確定的增長指標已經比較貼近潛在增長率水平了。比如說，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確定6.5%的指標，就是一個需要跳一跳才能實現的目標。地方若在這個基礎上再加碼，很可能有些地區最后難以實現。
編制規劃不等于寫文章，規劃編制更多的功夫要花在數據測算和驗證上，需要把握多目標的平衡。比如說，確定5%或者6%的增長速度，需要根據本地區的能源和外來的能源、國家可能給的建設用地規模、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污染物排放量等多種因素來綜合判斷驗證，才能科學確定。
這個問題的背后是，是否真正按照新發展理念來指導規劃編制，是不是按照新發展理念認識區域協調發展的問題。區域協調發展，不是說各個地區的增長速度或者GDP總量達到同一水平，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是人均GDP逐步趨向均衡。這不僅是增長速度的問題，而是作為分子的GDP總量和作為分母的常住人口一起變化。
比如說，“十四五”規劃《建議》中有一句話是“支持生態功能區的人口逐步有序轉移”，這就是分母在變化，減少生態功能區的常住人口，最后生態功能區的人均GDP可能和北京、上海、長三角這些城市化地區逐步趨同。區域協調發展的衡量標準，就是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通達程度比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體相當。
另外，國家規劃確定的發展思路是就國家整體發展而言的，不是每個地區、每級行政區都要照搬。比如，中央“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這是對全國整體的發展格局而言的，不是每個地區的格局或者每個產業的格局。
如果每個地區、每個產業、每個企業都要以國內循環為主，現在以出口為主的一些地區、產業、企業都變成內循環，就是不符合中央“十四五”規劃《建議》精神的。如果這些地區、產業和企業都變成內循環，我們用什么來換回國內沒有資源、不得不進口的原油、鐵礦石、大豆，一旦換不來這些產品，最后國內的循環也會受阻。所以各地不要輕言本地要轉向內循環，要搞清楚本地在全國格局中的定位。
第四，要實實在在。規劃要讓人看得懂，必須實實在在、一目了然，不用猜測。很多規劃拿來以后要猜其中的詞語到底是什么意思，讓人猜的規劃不是好規劃。規劃的每一句話都要有含義，要么就是判斷，要么就是目標，要么就是方向，要么就是任務，要么就是實現任務的路徑、政策等等，每一句話的背后都是針對一個問題的，不應該有多余的話。
今年看過一些規劃，感覺一些規劃不像規劃，更像文件、像講話稿，文風八股，套話空話多，四六句多，代號多，目標高，產業新，但是辦法少、路徑少、政策少、數據少。確定要發展某個產業，后面有什么路徑，具體怎么做，缺乏實質性的辦法。
規劃的文字表達也要準確，一些規劃中使用比較多的名詞是“高地、示范區、先行區、基地、平臺、中心”等等。在動筆之前要想清楚，示范區，要給誰示范、示范什么。文字也不是規劃唯一的表達方式，圖、表、專欄、注釋等等都是規劃的表達方式，應該綜合運用各種表達方式，清清爽爽、一目了然。
第五，要重視優化營商環境。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本質上就是營商環境的競爭。國內各地區之間的競爭，其實也是營商環境的競爭。過去我們說的“東西之差”，一定意義上是自然條件之差。現在出現“南北之差”，也有一些自然條件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更多的是營商環境之差、體制之差。
營商環境是廣義的，不僅僅是政府辦事效率有多快，是跑一趟、還是跑兩趟的問題，還包括政治生態、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生態環境以及戶籍制度等等。所以，一定意義上，地方規劃是本地營商環境的宣言書，是政府對市場主體的承諾。
地方規劃要把優化營商環境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有了良好的營商環境，才會有企業，才可能有產業，才可能有經濟增長。所以，寫好營商環境，比寫好很高的目標、很多的戰略、很新的產業可能都重要。
王牌觀點：“策劃＋規劃＋項目化” 做好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方法落地研發
以后地方的“十四五”規劃將更接地氣，目標、任務更加明確，說白了就是藍圖繪制的更清晰了，并且有多種的路徑規劃方法。作為地方政府應該明晰這些目標、任務怎么干，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主線”做完之后優先做什么，以及讓誰來干怎么干的問題。例如：地方政府怎么把營商環境搞好，怎么吸引企業入駐，怎么最終實現規劃的落地落位。
如何落實推進好地方的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讓接地氣的規劃引領地方發展？一方面，地方政府應該遵從規劃約束的規則下好這盤“大棋”，與國家“十四五”規劃、國土空間規劃、健康城市建設等做好銜接工作；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摸清市場主體需求和地方民風，以“策劃＋規劃＋項目化”為指導制定出切合地方實際的規劃方案，做實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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