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選年輕干部，“90后”將集中亮相
來源：政事兒
【閱讀原文】1月7日，上海市組織部長會議在市委黨校召開。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吳靖平出席會議并講話。會議提出，今年上海要大力發現儲備和培養鍛煉年輕干部，在全市深入開展“789”年輕干部調研。
所謂“789”年輕干部調研，是指：發現遴選一批以“70后”局級干部、“80后”處級干部、“90后”科級干部等為重點、各方面素質好、有發展潛力的優秀年輕干部，并統籌使用好各年齡段干部。
“選拔年輕干部”，是近幾年上海市的一項重點工作。
2013年初，上海發布了當年的市委一號課題：“選拔培養年輕干部”。當時上海組織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毫不夸張地說，如果在干部選拔上沒有一些超常規的手段，上海可能陷入干部斷層的危機。”
根據去年《人民日報》公布的數據，2013年至2016年底，上海市共提拔各類年輕干部412人。全市市管干部中年齡在55歲以上的比例，從2013年的50.6%下降到38.1%。
2017年初上海各區政府換屆后，產生了4名70后區長。黨政班子平均年齡為47.6歲，黨委班子比上一屆下降2.9歲，政府班子比上一屆下降2.7歲。
年輕干部不經歷一些難事、大事、復雜事，缺少與群眾一起摸爬滾打、并肩奮斗經歷，要真正做到信念堅定就缺乏基礎；不經過困難、風險和挑戰的考驗，沒有艱苦工作磨練，肩膀就硬不起來，也就很難在關鍵時刻勇于負責、敢于擔當。
什么樣的干部能夠破格提拔？如何防止“破格”淪為“出格”？
作者：陳天祥 來源：人民論壇網
當前，越來越多的年輕干部獲得破格提拔，在基層一線擔任重要職務。這種現象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之所以引發公眾的討論，大多與他們年輕的年齡有關。一些人認為，年齡是干部破格提拔所破之“格”，其實這是對干部破格提拔的誤解。
年齡不是干部破格提拔所破之“格”
在我國干部任用的相關規定中，除了《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的“兜底”年齡應年滿十八周歲，《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應年滿四十五周歲，《法官法》《檢察官法》規定的特殊年齡限制之外，對于其他一般黨政干部的任職年齡并沒有限制，不存在任職年齡上的資格一說。
也就是說，年齡上的破格提拔問題是不存在的，所謂破格提拔的“格”，實際上主要是指工作履歷和任職時間上的“格”。
《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規定，“提任縣處級領導職務的，應當具有五年以上工齡和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試行）》指明，“晉升鄉科級正職領導職務的，應當擔任副鄉科級職務兩年以上”。
破格提拔干部可以突破僵化的人才選拔程序弊端，加強人力資源運用的靈活度，有利于選拔出核心人才，適才適用，讓有能力的干部發揮更大的作用。但破格提拔也有一定的弊端，如果干部的基層歷練經驗不夠，獲得破格提拔后可能會出現難以勝任新崗位的情況。如果沒有嚴格的條件和程序規范，破格提拔很有可能為用人唯親創造制度上的便利，“破格”可能演變成“出格”。
如何識別優秀干部？
怎樣進行破格提拔？
針對干部破格提拔，可以從兩方面入手加以規范，一是以剛性條件作為破格提拔的資格限制，二是通過嚴格的遴選環節框定破格提拔的程序。
破格提拔的剛性資格條件，可以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獲得市級、省級、國家級榮譽稱號的優秀干部；
專業性較強、單位和部門急需的干部；
具備一定的領導和管理經驗、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或高學歷的專門人才；
在邊遠山區、自然條件差、經濟相對落后等條件艱苦地區工作若干年，為改變當地落后面貌或在某個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優秀干部。
破格提拔干部還要有嚴格的程序限制，首先要逐個甄別候選人，如果能夠通過正常的晉升或調任渠道選拔到合適人選，那么就不適合走破格提拔程序。一旦需要采用破格提拔的方式選拔干部，就要通過嚴格規范的選拔程序進行。
干部破格提拔具有嚴格的程序限制。但是，盡管有嚴格的禁止性條款，仍難以阻擋不具備提拔條件的人被破格提拔到重要崗位任職。目前，我國對破格提拔中的“合格”條件作出了原則性規定，即“特別優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但在實際操作中仍存在較大的彈性空間。
貪腐新套路，“借”字做文章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胡錦武
當前因違規借貸引發的腐敗主要表現為：
一是少數黨員干部“空手套白狼”，無息或低息借款，再高息放貸斂財，掩蓋受賄實質；
二是采取合作投資、委托理財、高息借貸理財等方式受賄，以表面看似合法的民事交易方式實現賄款的轉移；
三是將公款當成牟取私利的“本金”，或擅自挪用外借，或權力干預銀行放貸，再暗中漁利。
“借條”幌子后的錢權交易
近日，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了湖南省張家界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長程丹峰的判決書。湖南省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程丹峰有期徒刑8年。程丹峰為曾任江西省委書記的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的女婿。法院審理查明，程丹峰利用其岳父蘇榮的影響力，通過其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收受財物共計人民幣947.6萬元，港幣10萬元。程丹峰“以借款之名、行受賄之實”的做法并非個案，甚至成為一些落馬腐敗官員逃避法律制裁的“救命稻草”。
“以借為名受賄”本質上仍是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是權力變現的方式之一，而通過“借貸”這個名義牟利，是腐敗分子以“市場行為”或“民事行為”來掩飾其權錢交易行為的方式，具有一定的隱蔽性。
標本兼治還須厘清權力邊界
2017年3月，江西九江市紀委在全市開展了為期7個月的黨員領導干部違規借貸問題專項治理活動。其治理內容主要包括：
與管理或服務對象之間發生借貸關系的；
利用在任職地的職務影響，與當地生活、工作和從業人員發生借貸關系的；
為有借貸關系對方當事人違規謀取利益的；
對方逾期難以還款時，利用職務便利收回借貸的；
私自利用財政資金或單位資金違規放貸獲取利益的；
縱容、默許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務影響放貸謀利的；
以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或他人名義違規借貸謀利的；
利用銀行貸款放貸。
貪腐新套路的背后，實為官商勾結、權力變現等腐敗老問題。必須警惕其換馬甲、玩花樣之后，在破壞經濟發展、敗壞政治生態等方面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根治公務員違規參與民間借貸行為，必須明確公權力邊界，健全民間金融市場監管法律法規，堵塞公權力滲透并介入民間借貸行為的制度漏洞，實現依法控權。必須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加強金融市場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真正實現權力規范、陽光、透明、高效運行。
一票否決被濫用，鄉鎮干部苦不堪言
來源：瞭望
近年來，在某些地方、某些領域，一票否決出現了過多濫用的情況。有的地方和部門過度依賴一票否決，否決內容越來越廣，否決項目和指標層層加碼，例如，將教育科研、環境衛生、物價漲幅、城鎮建設、稅費征收、招商引資、廁所改造、家畜養殖、報刊征訂等，都納入一票否決范疇，幾乎涵蓋社會生活各個方面。
據媒體披露，有的鄉鎮與上級有關部門簽訂的具有一票否決性質的責任狀多達20多份，有些地方甚至達到60多份。甚至連重點工程的進度慢了都可能被一票否決。
因一票否決直接關系著干部的職務晉升、評先選優、年度獎金等，因此，其在確保專項任務的實現上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在考核管理上簡便易行，在對干部的懲戒追責上具有現實的執行力。
但是，也需要防止一票否決過多過濫。沈友軍說，尤其需要防止一票否決濫用背后隱藏的“權力擴張”，“有些工作本來都有相應的規章約束，但卻喜歡往一票否決上生拉硬拽，以顯現本部門工作的極端重要性。”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調研發現，一票否決作為一種工作方法，其積極意義不言而喻。但如果把其當作“筐”，什么都往里面裝，這種做法看似省事省力，卻往往會事與愿違。
當一票否決過多過濫，對干部的威懾作用以及實際產生的效果，也大打折扣。如果抓工作不分主次，什么工作都一票否決，也就等于票票否決。
力戒“神木愛長沙”式的形式主義
作者：王遠山來源：光明論壇
近日，部分基層的文件材料、領導講話、宣傳標語大量雷同，抄襲成風，所謂“傳遞式”發文和寫作頻頻出現。比如今年以來，陜西神木縣街頭文明宣傳標語出現地名“穿越”的情況，開頭第一句話竟是“愛國愛家，愛我長沙”。宣傳標語的48個字與3年前長沙市發布的文明公約完全相同。
安徽省委巡視組上半年在一個縣巡視時，發現縣里一些領導干部發言材料雷同。巡視組將25份發言材料通過“關鍵字”在互聯網上逐一搜索，結果有20份能在網上搜到原文，并且相似度都超過90％。其中，有多名干部抄襲了同一份材料，甚至還有干部將別人已經發表的文章拿來，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
當然，一些基層干部也許會感到委屈。例如報道中某位省級機關秘書處負責人說：“我一年來要撰寫的文件材料有290多份，平均每個工作日至少有一份”，并且“有些材料要得著急，當天布置當天要，有的要連夜完成，根本沒有精力認真組織內容，涉及的文件、材料、領導講話至少70％是‘照葫蘆畫瓢’。”
其實，抄襲之風和文山會海，很難說到底是哪個造成了哪個。文山會海、形式主義之風的確助長了抄襲成風，但是抄襲成風，又何嘗不是降低了講話成本、材料質量以及會議門檻，使得文山會海得以輕松實現，形式主義之風愈演愈烈。
抄襲成風不僅助長形式主義，也影響著治理能力的提升。只有力戒抄襲，樹立起說自己的話、說真誠的話、說有質量的話的風氣，基層遍地“文抄公”的尷尬才能有機會得以消除，類似“神木愛長沙”的笑話才會不再出現。
官場正能量：領導干部為官從政當有“十心”，很經典！
一、要履職盡責，有責任之心
二、要祛除私念，有大愛之心
三、要一視同仁，有公道之心
四、要善于實踐，有執著之心
五、要求賢若渴，有愛才之心
六、要撲下身子，有融入之心
七、要人文關愛，有溫暖之心
八、要協調配合，有融合之心
九、要純樸本真，有淡泊之心
十、要保持清醒，有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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