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制造強國的產業政策調整
一、何為制造強國
傳統的主流經濟學關于國家間競爭或產業間競爭，主要是講國家間競爭，不能講企業間競爭。相當于“競爭力”概念，經濟學中關于“效率”的概念更為清晰。國家間競爭的整個理論圖譜，大家在各自的賽道上競爭，看誰的效率更高，這可能是我們主流經濟學描述的國家間產業競爭的場景。但是在中美大國博弈的情景下，有直接對抗的，并不是在各自的賽道上進行效率的競爭。
當我們整個產業經濟學，產業政策問題場景發生了變化以后，對于一些問題的一系列的理解可能就會發生變化。比如說，在一些戰略必爭領域的強，我們的戰略應該是怎么樣的？我認為，在中美大國博弈的背景下，傳統的行業包括高技術的行業，如果技術相對比較成熟，并不是美國核心的國家能力的載體的產業，不管是全球生產網絡還是全球創新網絡，斷鏈的可能性小。未來的斷鏈發生主要可能在戰略必爭領域：一個是通用目的技術產業，經濟增長領域的通用目的技術產業，現在美國打我們的移動通訊，還有一個是未來產業。
這樣的產業，確實存在著跟美國的脫鉤和斷鏈的風險，怎么實現強和安全之間的平衡呢？現在在政策和學術界，基本兩種觀點。一種是強調的是補短板的問題，如果是補短板，就是國產替代，但是如果按照這樣的一種思路，可能會走入一個矛盾或者沖突，如何兼顧自立和融入全球生產網絡問題。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學者都會有這樣的判斷，如果完全脫離了全球生產網絡，我們的技術進步的能力路徑可能會被破壞。關于強的另一種思路是筑長板，中國并不是說我們什么都要替代，而是要構建起來我們自己的優勢，這樣能跟美國有相對平衡的談判地位或者是博弈地位，目前為止在學術界和政策界并沒有把這個問題說透，我覺得還要增加一點：非對稱競爭優勢，加上以我為主的市場和產業生態。
一方面構建起來自己的競爭優勢，開辟新的技術路線；另一方面，我們的國內市場一定要像中間國家，特別是歐洲的國家要開放，我們的市場一定要開放，這樣才能形成一個我們既主動，同時又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和生產網絡的格局。比如移動通訊的5.5G和6G，美國一定會跟中國脫鉤形成去中國化的標準。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自主的標準和中國本土的國內市場，一定要向中間性的國家開放，牽引歐洲來嵌入在我們的體系當中，一個比較理想的格局是，美國為主的創新鏈和以中國為主的創新鏈，以歐洲為主的中間性國家同時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取得戰略平衡，這是比較理想的狀態。不管是移動通訊還是集成電路，利用中國自己的車聯網、可穿戴設備等國內大市場的需求，拉動FDSOI、三維晶體管及芯片架構等新市場的，在新市場形成中國和歐洲市場的格局，這是理想的狀態。
傳統的替代戰略是不一樣的。從競爭位勢來說，短期不那么被動，長期并沒有解決主動的問題。后一種戰略根本上贏得主動，與全球創新體系可以兼容。以中國的市場贏得中間性國家的戰略平衡，產業政策的組織和思路也不一樣，第一個戰略各個部門都要負責趕超，我們中國所有的政策部門，發改、科技、工信都是負責趕超的，但是所有的部門負責趕超的時候，最后的結果可能就是沒有朋友。非對稱戰略跟傳統的替代戰略不一樣的地方，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最重要的競爭戰略會變的重要起來，當有權衡的時候，戰略的核心是選擇，只有構建非對稱優勢而不是全部替代的時候，戰略才變的重要，在產業政策研究里，產業競爭戰略是沒有位置的，但是我覺得在競爭情景下，產業競爭戰略主題會變得越來越重要，而不是傳統的產業政策研究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
二、中國式的創新體系
如果中國有一天成為強國的話，一定是創造了新的技術和新的產業組織模式，可以看一下，幾乎任何國家在歷史上，在工業史上都是這樣的，德國工業化貢獻了企業研發中心組織模式，美國貢獻了大規模流水線的生產方式。現代公司制的出現不是出現在美國，但是成熟是在美國。我們假想2050年中國已經成為制造強國，回頭看，中國一定是貢獻新的技術，也貢獻了新的產業組織的模式，這也是很重要的問題，中國的產業組織模式到底是什么樣的？
雖然我們強調核心的能力，一定是組織的獨特性，但是有一些一般性的東西是無法跨越的。Block和keller的研究，一直在引用美國的突破性創新的主要的來源是國家實驗室、國家的公共研發機構，而不是企業。但是我覺得國內很多學者對這個研究的解讀是存在偏頗的，我們反而要思考一個問題，美國為什么大量的基礎研究和前沿研究出現在公共研發機構，但是最后能夠轉化為產業競爭力。
結合最近的研究，對美國的創新跟中國的創新，我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美國的創新更像接力賽，而中國人的創新更像是一個創新者要從頭跑到尾，美國為什么創新的種子能夠從國家的公共研發機構轉化到企業，最主要的創新機制是學術創業。在中國最主要的是公司的創業，包括從公司分裂出來的創業。
美國通過學術創業和公司創業，把技術基礎研究的種子不斷的轉化，最后變成他的產業競爭力，技術創新在不斷傳遞的過程。中國技術市場和背后還有一個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所以最后變成一個創新者要從頭跑到尾，這樣很難做出來像ChatGPT、人工智能這樣的一些長期的去轉移轉化的技術。如果要成為創新強國的話，不可能在弱知識產權保護的條件下實現的，知識產權是一個必要條件，只有知識產權保護以后，我們的技術市場才可以形成，這里不是現在講的市場技術交易所，我說的不是狹義的概念，而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知識產權的轉讓許可收購，之前做過軟件的調研，最后調研的一些軟件公司，他們反映最大的問題，當做出來好的軟件之后，就會被中國的大公司以流氓的手段復制同樣的東西，把這個公司擠死，如果是這樣的競爭生態，那些小的公司就不愿意去創新。
中國要成為一個創新強國，我們的創新體系的載體首先要具有一些一般性的東西，包括我們現在的國家實驗室等等。現在我們國家的實驗室依托地方政府，很難想象這樣的機構會完全的服務于國家戰略，包括共性技術研發機構，是以公司制的方式組織的，我是完全反對這種模式的，因為公司制的模式，確實可以有很高的效率，但是注定不可能提供有效的共性技術。
但是中國有可能創造一些獨特的東西，比如說專精特新，現在一講到好像就是德國和日本，但是還有一種模式是美國的模式，美國同樣有大量的做底層技術的專精特新的企業，美國模式和德日模式非常不一樣，德日模式是典型的家族企業，他們的核心能力是技術訣竅（knowhow），產業鏈是合作型的，企業的規模都比較小。而美國的專精特新的企業，比如說集成電路，也是專精特新的企業，甚至某種意義上intel都是一個專精特新的企業，但是美國專精特新企業的模式不是這樣的，它技術架構是高度模塊化的，能力更多是knowwhy不是knowhow，中國的專精特新反而不是德日模式，中國的產業鏈更像美國，企業間關系更像美國高度競爭性的供應鏈。
中國又會跟美國非常不一樣。我認為中國未來大量的專精特新企業不是美國獨立的公司，而是一體化大企業下面的專業化的企業，其實我們整個亞洲國家，不光是中國，包括日本和韓國，我們的企業的特點都是高度多元化和一體化的，華為也是這樣，仍然是一個要高度的利用內部市場的企業，這個也可以說是對我們的外部市場相對低效一種戰略反映，也可以說我們的文化內生出現了組織形態，總體上我認為中國將來的專精特新，并不是德國日本的模式，反而是美國加上一體化的大企業下面的專業化的企業，至少在我研究的高鐵和移動通信中是成立的。
三、關于制造強國中的舉國體制問題
不管是國際的還是國內的，移動通信很多研究是對移動通信的趕超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中國不能趕超，但是顯然中國趕超。美國從來不缺領先的公司，從AT&T，到后來的摩托羅拉，到高通，到intel，到今天的芯鏈，美國一直不缺，在移動通訊領域一直不缺技術領先的公司。但是不得不承認，在與中國的產業技術標準的統一組織體系的競爭面前，確實是失敗了，或者更嚴格的說，是在產業層面失敗了，更嚴格的說在產業層面暫時失敗了，暫時落后的。應該說，高鐵、移動通信是舉國體制典型。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重大專項生物醫藥的項目，但是生物醫藥不是很成功，我引一個經濟學家的數據，全球市值最高的20個科技公司里，中國有4家，但是在全球市值最高的生物醫藥公司，中國一家沒有。這表明我們的生物醫藥產業我們是比較落后的，甚至是非常落后的。舉國體制的邊界到底在哪里？我認為舉國體制更適用于大量的創新主體需要進行一致行動的場景，而市場經濟，技術市場的大規模試錯的模式，更適用于需要市場快速的迭代，多技術路線的場景。
所以，如果接受這樣的基本邏輯的話，我們要根據不同的產業的技術范式構建不同的技術體制，雖然平時都統稱數字經濟，但是在我看來人工智能或者是ChatGPT的技術和產品，是非常不一樣的。因為工業互聯網，包括車聯網需要形成全行業標準的。這樣的行業，相對來說比較適用于舉國體制。另外，像生物醫藥的公司、軟件的產業，就會更適用于大規模試錯，可能不適用于舉國體制或者是產業總體來看不適用于舉國體制，如果我們成為制造強國的，一定是找到各種體制的邊界，能夠包容各種產業的發展的模式或者是制度。
(文章來源：中國社科院工經所研究員賀俊在長江產經智庫雙月論壇上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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