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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年來，政策研究在分析方法上發展迅速，這得益于政策模擬（policy modeling）的興起。政策模擬是一種通過綜合利用數學和計算技術，對實際政策問題開展建模和模擬的研究方法。作為典型的交叉學科，政策模擬融合了經濟學、管理學、地理學、計算機科學和系統科學等多個領域。從發展歷史看，政策模擬主要應用于涉及復雜系統的經濟、社會政策分析，這意味著該方法在智庫的政策研究中潛力巨大。在新型智庫建設的背景下，加強政策模擬研究是題中應有之義。

　　以計算經濟學理論為基礎

　　隨著計算技術的發展和計算能力的增強，許多時間復雜度較高的經濟模型能夠通過模擬方式得以實現，進而促成了計算經濟學（computational economics）的誕生與發展。1984年，美國圣塔菲研究所（SFI）成立。該機構主要關注經濟、社會研究中的復雜性問題，并大量使用計算機開展模擬分析，現已發展為世界知名的復雜性科學研究中心。1988年，美國《計算經濟學》（Computational Economics）創刊。該刊物發表有關經濟控制論、系統動力學、復雜網絡等領域的研究論文，是計算經濟學思想交流的主要陣地。

　　計算經濟學強調“計算”在研究中的基礎性作用，是對經濟問題展開反復實驗性計算和情景分析的必要手段。政策模擬是計算經濟學理論在政策分析中的實踐應用。二者是“一體兩面”的關系，計算經濟學側重理論研究，而政策模擬注重政策實踐。

　　影響智庫研究權威性

　　政策模擬對于以決策支持為目的的智庫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政策模擬架設了從基礎研究到智庫研究的橋梁。基礎研究對于認識事物的發展規律、確立事物發展的正確導向具有重要價值，但如果僅停留在理論層面而不加以實踐，其作用就會大大受限。例如，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Léon Walras）在1874年就創立了一般均衡理論，該理論對于認識經濟系統本質具有基礎性意義。但是，直到計算機技術足夠成熟的20世紀60年代，一般均衡理論才發展為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方法。此后，CGE模型及模擬平臺不斷涌現，被智庫廣泛用于經濟政策評估研究中。

　　第二，政策模擬有利于提升智庫研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不同于自然科學實驗，在政策模擬出現之前，政策效果評估只能基于歷史經驗。如今，政策模擬能夠通過多情景分析，對不同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定量化評估，從而提高智庫研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同時也使決策者完成“從定性到定量，再從定量到定性”的決策制定過程。

　　第三，政策模擬研究有助于決策者以系統觀念把握經濟社會發展態勢。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已提出將“堅持系統觀念”作為“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五項原則之一。通過刻畫系統中各變量的相互作用，政策模擬研究不僅可以分析得出政策效果，也能夠全面把握變量間、系統間的作用機制，從根本上反映社會經濟系統的整體性、開放性、動態演化性、不確定性等復雜性特征，進而提升智庫開展綜合研究的能力。

　　第四，政策模擬具有的科學性代表了一種話語權，而這種話語權是智庫研究權威性的重要來源。對一些政策問題來說，研究人員已不能通過簡單的觀點輸出與碰撞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和探討，他們必須找到強有力的科學支持，這一點在氣候變化談判、貿易自由化談判等國際議題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即各國往往通過政策模擬研究謀求最優解，制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方案，并極力強調研究過程的科學性。一些學者甚至認為，政策模擬平臺是和平時期的“原子彈”，是思想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智庫研究中應用廣泛

　　政策模擬包含多種方法，其應用領域也較為廣泛。就方法論而言，政策模擬方法包括CGE、元胞自動機（CA）、多智能體模擬（MABS） 、系統動力學（SD）等模型，通常也會涉及最優化理論和數值分析等求解方法。這些模型技術路線迥異，大體可以分為自頂向下和自底向上兩大類，前者將經濟社會系統視為整體，直接描述頂層社會經濟系統中各變量之間的關系；后者則甄別出系統中包含的微觀粒子（如經濟系統中的企業、家戶、子區域等），并通過刻畫微觀粒子之間的相互作用，最終得出整個系統的宏觀涌現（macro emergence）。不同方法的應用場景也有所差異。例如，CGE模型被廣泛用于財稅政策分析、匯率與利率分析、貿易自由化分析、氣候變化談判、能源環境政策分析等研究領域，CA和MABS模型適用于土地利用類型演變、人口遷移、城市與區域發展等領域。

　　隨著政策模擬學科的深入發展，各國決策者依據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基礎理論發展了不同的政策模擬系統，基于自身系統進行多情景分析并提供決策支持，有力促進了智庫研究的科學性。美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具有較為深厚的跨學科研究基礎，在長期的研究積累中開發了各類政策模擬平臺，對其相關政策制定影響較大。例如，澳大利亞政府開發了ORANI模型并于1977年投入使用。1993年，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在ORANI的基礎上又推出了Monash模型，用于分析貨幣波動和財政波動所導致的經濟影響。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開發了USAGE-ITC模型，用于定期分析國際貿易及制度變遷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相關成果已成為美國評估產業影響的重要依據，曾成功應用于美澳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美國丹佛大學開發了Ifs模擬系統，通過納入政治、經濟、教育、環境等多種要素，該系統能夠對未來全球各國的力量消長進行預測性推演。

　　綜上可見，政策模擬研究在一些國家的智庫研究和政策制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為其在國際談判中建立了話語優勢。可以說，上述國家智庫的研究水平與其政策模擬研究水平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積極布局我國政策模擬研究

　　我國已有一些智庫機構開始關注和應用政策模擬手段。然而，由于難度較大，有能力進行政策模擬研究的智庫主要集中在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具有相關研究基礎的高校。整體而言，我國智庫機構在資政建言的過程中，更多依靠專家研判，主觀性較強，科學性和精準性略顯不足。智庫對研究人員的核心要求更多體現在經驗積累和知識量等“廣度”指標，對于政策模擬研究所倡導的“深度”指標重視不夠。

　　目前，政策模擬研究已成為我國政策分析領域的短板。中國新型智庫建設必須堅持科學精神，鼓勵大膽探索。在這一過程中，僅提倡學術思想碰撞和觀點爭鳴是不夠的，還要將政策研究的方法體系做深、做精、做透，其重要途徑便是加強政策模擬研究，進而為新型智庫建設提供科學工具。

　　一是高度重視政策模擬研究對于新型智庫建設的重要意義。有學者認為，政策模擬器的實現需要一定的經濟建模和計算機程序設計能力，因此開展經濟計算、實現政策模擬便是自然科學家的任務。這種觀點導致了一種錯誤的認識，即政策模擬器的設計和開發只是一項單純的技術工作，不在正統經濟學的研究范疇之內。在智庫建設中，研究人員需要認識到，模型的建立、程序的編制不完全是一種技術工作，而是開展研究的必要手段。

　　二是加強重大政策模擬平臺的研發工作。不少智庫研究人員慣用其他國家學者開發的模擬系統，這不利于政策分析工作的扎實開展。同時，一些涉及國際談判的模擬工具缺失可導致觀點的可信性下降，甚至是國際話語權的喪失，不利于新型智庫的建立和發展。為此，智庫應將政策模擬平臺視為政策分析的利器，反對隨意使用國外開發模擬軟件的行為，鼓勵我國學者獨立開展政策模擬研究，注重從底層構建解決方案，提升我國政策研究的話語權。例如，在貿易談判、氣候變化談判等關鍵領域，智庫必須自主開發相應的模型與模擬平臺。此外，智庫應優化科研考核體系，將政策模擬平臺開發視為和專著、資政報告同樣重要的學術成果。

　　三是加強計算經濟學與政策模擬學科建設。我國應支持建設一批高水平政策模擬實驗室，將其打造成服務政策研究的重大基礎設施。同時，加強此類實驗室與智庫的聯合研究力度，真正實現以科學咨詢支撐科學決策，以科學決策引領科學發展的目標。此外，教育部門應著力培育新興交叉學科，結合具體學科領域，加強數學建模、計算機應用、大數據分析等與各基礎學科的融合，推進地理計算、人工社會、計算城市科學、實驗經濟學等前沿交叉學科的發展。

　　四是加強政策模擬人才隊伍建設。我國應培養一批能夠立足本學科，跨接計算機模擬和政策研究的復合型人才。同時，學術界應鼓勵青年科研人員瞄準政策分析方法論領域的重大基礎性問題，敢于鉆政策模擬這塊“厚木板”。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智庫可持續城市部主任、國家未來城市實驗室副主任）